艺术讲究独特,讲究灵魂根据自身规律表现自己,让灵魂按照自己的格局布设天地,好像撒在鼓面上的沙,随演唱的歌舞乐曲而千变万化。一般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他未能进入自由的境界。拘于常规,畏惧众议,怕今世又怕来世的惩罚,无数“人生以外”的东西,缺乏光芒的东西,支配了他的灵魂,将他的肉体拖来拖去。
——威廉·巴特勒·叶芝
托比恩·卡瓦斯博谈创作
©️ 陶溪川美术馆 视频拍摄剪辑:潘宇驰
十年前,我在挪威俾尔根KODE美术馆策划了一个题为“中国与挪威:作为陶瓷媒介的‘形制之上’”的展览。考察时,挪威策展人比昂·弗雷瓦格(Bjorn Follevaag)先生兴奋地说: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位挪威最牛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同行的还有刘建华和王东,记得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一座小城,在距离火车站不远处的一个空间,我头一次见到了托比恩·卡瓦斯博先生。
展览空间不大,有些古典和晦暗,悬浮在墙面和落坐在地面上的管状、堆叠的作品,在聚光等下反射着红黄蓝白绿等陶瓷釉色刺眼的光芒,充满着挪威寒冷极地的神秘内蕴和视觉张力,仿佛被束缚的陶瓷能量。而老托话不多,眼神深邃,面容沧桑,有着维京人特有的坚韧与含蓄。他每一次沉默都是一种隐蔽空间的闪烁,令我记忆深刻。
之后,我每次去挪威都会去拜他的码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合作关系。原计划于2020年在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举办他的个展,经过三年大疫的漫长纠结和焦灼等待,终于在今年得以落地成行。时间阡陌,却一直未曾走远,反而使这次展览在陶溪川美术馆变得弥足珍贵了。
托比恩·卡瓦斯博 瓶簇·力丛(局部) 2023
©️ 陶溪川美术馆 摄影:FBY
在当代艺术范畴中,物质材料是艺术家创作最主要的媒介之一,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涉及创作材质的物质性。他们通过挖掘、利用和发现其中不同的属性,以及积累的创作经验,直接对应、测度和重构了我们与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尤其是超越我们经验之外的艺术实验,成为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标识。“陶瓷”作为一种存在物和艺术创作的介质,在土与火的燃点中,具有不可预测的自然奥秘,也有取之不尽的能量。
创作中的托比恩·卡瓦斯博
©️ 陶溪川美术馆 视频拍摄剪辑:潘宇驰
挪威艺术家托比恩·卡瓦斯博始终以陶瓷作为他创作的媒介材料,通过触手塑造的陶泥而获得对物质文化,乃至视觉文化的觉知,形成了自我与时间抵牾的艺术态度,终结了对秩序的纠结,开启了艺术交流的途径,从而构成了他在物质与视觉文化上,对陶瓷艺术不断思考和艺术转化的多维形态。换句话说,他不仅把陶瓷转换为一种抽象的视觉形象,而是将对自然、生命的感受沉淀为陶瓷的底色,赋予其一种艺术的物质性和视觉上的朴素而直接的力量,超然物外地透过时光的浮尘去发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生存境遇。
在我看来,托比恩·卡瓦斯博的作品更多地是针对物质与能量,而构成了一种丈量人与陶瓷的艺术尺度,即关注陶瓷媒介的纯粹性、具体性,审视现代化过程中所导致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等生态系统处境的相关性,以及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当物质能量艺术地转化成为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存在,便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代性表达和演绎。抑或他以陶瓷承载的创作,折射出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特征,包括从物质本身的属性、技术手段、创作方法到作品的具体形态,从媒材利用到视觉语言实验,从展览空间到陈列方式等等。由此构成了他的这次个展“附体”,既植根于挪威的“在地“,又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并在探寻传统与当代、物质与视觉文化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多维度呈现。
我为托比恩·卡瓦斯博的这次个展提出的主题关键词是“附体”。所谓“附体”,指涉的是一个人的身体,除了本身的灵魂以外,还有被其他灵魂体所依附和占据的含义。“附体”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综合现象,其特征表现为超乎于日常而产生的一种殊异的行为改变,一般为时短暂,亦可重复发生。所有的附体,在本质上都是自我心灵造作的幻象,具有把控自我行为应属的虚妄与影响。在这里,我以为托比恩·卡瓦斯博之外的“附体”就是他艺术的“魔法“,或作为一种艺术的灵魂附着、栖身于他肉身之上的平衡。托比恩·卡瓦斯博在创作谈中曾说过:“我开始熟悉那些我无法掌控的力量,以及我灵魂中间无法预计的元素。”[1]这是托比恩·卡瓦斯博的一种“着魔”般的灵魂附体,且四十多年始终如一地身体力行。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也早就说过:“艺术讲究独特,讲究灵魂根据自身规律表现自己,让灵魂按照自己的格局布设天地,好像撒在鼓面上的沙,随演唱的歌舞乐曲而千变万化。一般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他未能进入自由的境界。拘于常规,畏惧众议,怕今世又怕来世的惩罚,无数'人生以外'的东西,缺乏光芒的东西,支配了他的灵魂,将他的肉体拖来拖去。”[2]
托比恩·卡瓦斯博 个展现场 2023
©️ 陶溪川美术馆 摄影:潘宇驰
这次展览以托比恩·卡瓦斯博的“管状雕塑”和“堆”系列作品为主,还包括他在景德镇陶溪川驻场期间创作的三件装置新作。其中,他根据景德镇及陶溪川的景观和制瓷工业,将废弃的瓷罐钻眼,并用钢丝错综复杂地串联起来,上千个陶罐、瓷盘复数般地堆叠出作品的“奇形怪状”。当这些几吨重的作品或悬吊或铺陈在展厅时,呈现出他在景德镇的一次次邂逅和记忆片段。从中,可以看出他明显的用意是把陶瓷的日常用品赋予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最大效果。于是,他的这些陶瓷装置的视觉形态从艺术的层面进入到一个可以指涉的现实层面——被工业和商品复制的统一表情。其创作观念的背景则来自于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现代化工业的流水线作业、现代化城市的高层建筑、商品、大众宣传形象等等都是标准化、复制性和复数性的产物,而这种特征是区分出古典情感和现代情感的界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秩序中,也是被不断地整齐规划了的,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一种机械的重复,犹如套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角色,被浓缩在数字化的格式之中。这种标准化、复数性的限制在托比恩·卡瓦斯博的新作品中得到了转化、歪曲与干扰,使我们的思维跳出正常的秩序与约定俗成的规则,思考陶瓷艺术之于物质本源、之于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完成陶瓷喻像的一次能量转换,表达他对陶瓷艺术在当下的深刻关注。
托比恩·卡瓦斯博 管状雕塑(赤土,垂直) 2017 ©️ 艺术家
博 堆(赤土)2015 ©️ 艺术家
而他以往“管状雕塑”和“堆”系列作品,与其说这是来自生命液体的容器或身体内部的管道系统,不如说是躯体的螺旋上升,我们可以通过他堆栈的管道输出,在拖来拖去的肉身之上,使我们能够感知身体器官无法接触到的一种存在。在探索生命的伟力和自然的未知,而获取一种日常心绪的释放。同时,托比恩·卡瓦斯博的作品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将生命的躯体和陶土的粘性聚合在一起,抽离出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抽象的感觉和形态,那是通过陶瓷而又不局限于陶瓷的形而上的轮廓,而对陶瓷的辨识、拿捏及扭曲,却源自于他对生命本身的体悟,已经成为记录他生命的不断延伸,既给人肃穆之感,又需要凝视地深思,如同他不断地“脱胎换骨”之后一次次的“涅槃重生”——一代一代的轮回和永恒。甚至可以说,他创造出一种可以传递陶瓷之神并表现他所见到陶瓷之美的一种视觉样本。尤其是他四十多年来,思索何以立足,何以自处,甘于寂寞地持守于艺术家的本来面目。孤独与忍耐,应该是他一直作为艺术家和作品的如影随形。
托比恩·卡瓦斯博 堆(红色) 2009 ©️ 艺术家
作为挪威艺术家的托比恩·卡瓦斯博艺陶瓷为媒介的个展,在有着千年陶瓷传统的景德镇举办本身就有着特别的意味。除了在当代艺术创作语境和陶瓷媒介的利用及塑造的沟通、交流之外,或许也为景德镇陶瓷传统资源和遗产注入了一种来自异域的陶瓷艺术的别样体验和触感视觉。
今年三月,我去景德镇与老托面唔商谈展览细节,顺便参观了景德镇陶溪川御窑博物馆的建筑和陈列。当讲解员介绍一组明代出土的陶瓷器物时,她说,明代祭祀的用瓷,对颜色都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蓝色祭天,黄色祭土,红色祭日,白色祭月。嘉靖时期编撰的《大明会典》中有着明确的记述:“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一惯常的介绍,却引起了我的敏感,不禁联想到托比恩的作品也是以这四种颜色为主要色调。只不过景德镇出土的明代瓷器具有祭祀的特殊功能,还有着岁月留痕的包浆,而托比恩·卡瓦斯博的陶瓷作品则是北欧极地鲜亮和通透的当代艺术。仿佛它们都在冥冥之中被“附体”于历史与当代不同文明的“文身”一般。唏嘘之时,或许这是景德镇传统文化资源与托比恩·卡瓦斯博陶瓷艺术之间,有意、无意或跨越时空地建构出共生、并存的一种息息相关吧。
注释:
[1]
参见《中国与挪威:作为陶瓷媒介的“形制之上”》展览画册,苏州金鸡湖美术馆,2014年,第60页。
[2]
威廉·巴特勒·叶芝:《语言、性格与结构》,《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6页。